承运人是否还应当向旅客赔偿

张立明


案情：1993年4月20日原告王某在清河门车站持职工通勤票乘坐581次旅客列车时，因该车下车旅客与本车车上旅客发生口角，列车启动后，下车旅客向车上扔石头，击中原告头部，当日，原告被送往阜新市中心医院，被诊断其头外伤头皮裂伤、轻微脑振荡，住院治疗，原告于1995年2月18日出院 。1995年11月21日，原、被告间达成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事故委员会研究决定，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给原告医疗费3500元，无论今后发生任何问题，铁路概不负责。原告领取了医疗费3500元，而后，对协议反悔，要求被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而被拒绝。1994年12月29日至2000年11月19日期间，原告多次到被告上级主管部门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赔偿其损失，但均以原告所受伤害事故已作处理和其领取了赔偿款为由被拒绝。 因此，原告于2000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收入等损失。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已经达成了协议且已履行完毕，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虽然已经达成了协议且已履行，但旅客意外伤害存在两种赔偿法律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只是保险责任赔偿，对原告要求铁路损害责任赔偿的诉讼请求应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理由如下：
一、旅客意外伤害赔偿的依据。
1、旅客意外伤害赔偿系平等主体之间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3、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七条规定，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之意外事故，受到伤害须治疗者，由保险公司按实际情况给付医疗津贴，其数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第八条规定，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到伤害，以致死亡、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除依照第七条之规定给付医疗津贴外，另由保险公司依照下列规定给付保险金：（以下死亡、伤残给付标准略）
4、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为人民币40000元。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第的规定。1994年9月1日以后的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国务院批准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
从赔偿的法律依据看，如果属于保险范围内旅客伤亡，其赔偿的法律关系是保险合同关系，其法律依据是《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赔偿范围只有医疗津贴和死亡、伤残赔偿金。如果是铁路责任造成旅客伤亡的，其赔偿的法律关系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其法律依据是客运法规和民法通则，赔偿的范围有：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必要的交通费；伤残后的生活补助费；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护理费和营养费。只要伤亡不是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就应当赔偿。
对于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客运规章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按照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因铁路运营过程中发生的旅客人身伤害赔偿数额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二、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
铁路旅客运输关系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承运人有义务保障原告旅行安全。对旅客造成人身伤害的，虽然其赔偿的法律依然是合同法的规定，但在确定具体赔偿额时却要引用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对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实行强制保险。旅客依照本条的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旅客意外伤害险，其手续由铁路代办，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赔付。1959年由于撤销了保险公司，这项业务就归铁路运输企业来承办，铁路承运人在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应按这个条例的规定，确定保险范围，依法给予保险赔偿，承担保险责任。旅客并非单独专门投保，而是在购买车票时，票款法定分为两部分，其中98%是承运人收取旅客的运输费、2%是旅客人身保险费，强制保险采取的是标准格式合同形式，旅客只要购买车票就接受了保险合同的条款，自动产生保险法律关系。
原告在购买车票时，原、被告间即形成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同时，还自动存在着强制保险法律关系，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原告享有发生意外人身伤害时得到保险赔偿的权利，旅客只须向保险单位索赔即可得到赔偿，旅客在获得保险赔偿金后仍可以以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索赔请求。
在处理旅客人身伤害事故中，许多人将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混为一谈，不管什么事故，都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赔偿，把铁路旅客强制保险的保险费同运输收入混在一起，使赔偿款项支出不清，是当前未能正确对待两种责任的主要原因。如果将旅客伤亡的赔偿统统视为保险赔偿，显然不合理。旅客在受到意外人身伤害后可以得到保险赔偿，而且有权以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索赔请求。在处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索赔纠纷案件中，事故处理部门及审判机关对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存在着认识错误，往往只给付受害人保险责任赔偿，不给付铁路损害责任赔偿，是不能正确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个误区。以前，没有明确规定铁路损害责任赔偿及赔偿数额，为及时解决纠纷、防止纠缠不休，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000元。赔偿范围仍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同时，第六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给付赔偿金，不影响旅客按照国家有关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规定获取保险金。从该条更能看出旅客伤害赔偿分铁路损害责任赔偿和保险责任赔偿两种赔偿法律关系
1995年11月21日，本案原、被告双方就原告所受人身伤害，依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签订的“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明确说明是 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给原告的医疗费3500元，该款是原告以保险合同为基础，在保险期限、保险范围内得到的3500元医疗费，属保险责任赔偿。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合法有效，给付医疗费的意思表示真实，医疗费用已经清算完毕，不能重复赔偿。该协议只是对保险责任赔偿的处理完毕。不能因原告得到保险赔偿后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因人身伤害住院而减少的误工收入等，原告所受伤害虽不是因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不可抗力和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被告对第三人所致原告伤害有先予赔偿的义务。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有权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原告对处理结果不满，多次向被告的上级信访部问上访，并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视为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原告在诉讼时中断后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原告的合理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

作者：王荣，桂林明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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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拖欠或拒缴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情况比较普遍，实践中有不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及法院受理了劳动者提起的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笔者认为因用人单位拖欠缴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该进行劳动仲裁以及诉讼。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另外，劳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规定，其中的“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也就是说因“保险”发生的纠纷是指因“保险待遇”发生的争议，而不是指因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

其次，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是用人的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应该由劳动者直接要求用人单位履行该义务。《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说明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个人，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金机构。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背的是行政管理法，其法律关系是国家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劳动争议当事人对用人单位应交缴而欠缴保险费无请求权。当然，劳动者也无权放弃由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权利。也就是说，不论劳动者是否提出请求，用人单位都应该缴纳社会保险费。所以，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该属于劳动仲裁和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

第三，劳动者享有的是请求单位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因此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从社会保险费的性质来看，它属于一种国家强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交纳的具有保险性质的、劳动者为保险受益人的保险基金，由国家作为基金投资人占有、使用并保值增值，劳动者只享有社会保险的期待权，只在退休、失业、患病等法定情形出现才实际享有权益。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负伤；（三）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四）失业；（五）生育。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社会保险费由国家强制用人单位缴纳，因此在国家和单位间形成一种行政管理关系，在行政征缴关系中，劳动者仅是国家规定的受益人，不是征缴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劳动者和单位之间并不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劳动者对于社会保险享有的是一种期待权，该权利在法定情形没有出现前不能行使请求权。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民事法律关系来看，劳动者无权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只在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等法定情形出现时，劳动者和单位就形成债的关系，劳动者就具有诉权。在发生退休、失业、患病、工伤等法定事由时，如果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无法向社会保险机构领取相应的保险待遇，那么劳动者享有直接要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则属于劳动争议。

第四，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时的强制征缴措施，没有必要再以仲裁或者诉讼方式确定单位是是否应该缴纳。按照《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 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

第五，如果将单位拖欠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发生的争议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由于单位拖欠或者拒缴社会保险费，一般不会只拖欠或者拒缴个别的职工，而是拖欠和拒缴的是全体或者大部分员工。如果作为劳动争议案件，需要由每个员工都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诉讼，那必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其二，在个案中如果最终裁决由单位为该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操作。比如，某单位有数百职工，单位一直没有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现有一个职工通过仲裁裁决有用人单位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在实际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时，社会保险机构是以用人单位全体职工作为参保对象，而不受理以个人为参保对象的社会保险（个体工商户除外）。如果保险机构因此要求单位为其他没有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职工一并缴纳社会保险费，那其他没有行使申诉权或者诉权的职工同样也可以得到保护。这就印证了是否行使申诉权或者诉权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没有必然的联系。

最后，如果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在实践中由于对仲裁时效的理解的偏差，在仲裁和诉讼中往往以劳动者超过了60日的仲裁时效为由不支持劳动者的请求或者只支持缴纳最后两个月的社会保险费。这是极其不利于劳动者的，也与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相符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