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与伍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江中法民四重字第1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91民事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在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申请诉前临时措施（包括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申请不公开审理、证据不公开质证；申请审判人员、鉴定人员等的回避；申请管辖异议等权利。当事人在诉讼中应有效的行使上述权利，从而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获得法律的救济。

三、基本案情
原告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从事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开发研究的单位，其研发的“铬钼铌合金铸钢衬板的研制”、“中速磨煤机磨辊材料的研制与应用”等四项科研成果，分别于1993年，1996年获得《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且该四项科技成果经鉴定分别达到国内先进或国际先进水平，并可投入批量生产。研究院为保护上述科技成果，于1986年至1989年间，制定了《研究院保密工作暂行条例》、《职工保密守则》等一系列保密规定，并印发至研究院属下单位、科室学习。
被告伍某自毕业后即进入研究院，一直从事耐磨材料的科研和销售工作，1995年起任工程师。上述四项科技成果的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均有伍某的名字。在研究院工作期间，伍某于1997年开办被告国昌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机械零配件及维修工程配件。国昌公司曾购买过研究院的斗齿等产品，但没有自行生产斗齿。1999年8月，国昌公司与蚬冈经济发展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被告合金厂的厂房及有关机械设备，租赁期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之后国昌公司在该处成立“国丰耐磨材料铸造厂有限公司”，伍某曾在此任职，并进行小批量的斗齿生产和销售。2000年4月25日，伍某在与研究院一副院长的谈话笔录中承认其私自在外办厂，但认为其没有利用研究院的技术，没有侵害研究院的商业秘密。2000年5月26日伍某向研究院递交检讨书一份，承认其在外私自办厂，生产类似研究院的产品斗齿（铲齿）。2000年7月，研究院以伍某私自在外办厂，生产、销售类似研究院耐磨材料机械配件产品为由将其开除公职。2000年12月13日，国丰耐磨材料铸造厂有限公司注销。合金厂则于2002年10月24日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
后研究院以伍某、合金厂、国昌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经营秘密为由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请求判令伍国仪、合金厂、国昌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50万元及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全部诉讼费。

四、法院审理
江门市中院审理后认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原告研究院明确其起诉请求保护的技术秘密的具体范围是其获得的四份《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所涉的四项科技成果，该四项科技成果的相关鉴定意见认为其不为公众所知悉，并分别达到国内先进或国际先进水平，可投入批量生产，具有实用性和价值性；且研究院制定了一系列的保密规定，并印发至研究院属下单位、科室学习，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研究院所主张的四项科技成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技术秘密的构成要件。同时，根据研究院提供的四份《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其上的“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都有被告伍某的名字，且伍某本人于2000年2月填写的《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亦记载其曾分别参与科研项目的相关工作。故法院认定伍某有接触研究院所主张的四项技术秘密。
研究院认为伍某、合金厂、国昌公司通过生产与其产品类似的机械配件斗齿，侵害了其技术秘密，但研究院在庭审中承认其主张的四项科学技术秘密中提及的磨辊、衬板等都是不同于斗齿的一种机械配件，且四份《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亦没有涉及该四项科技成果可用于生产斗齿这一机械配件，即其提供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四项技术秘密与斗齿生产的关联性。另外，由于本案是技术秘密侵权纠纷，故研究院需对伍某、合金厂、国昌公司使用的技术信息与其所主张的技术秘密相同或实质相同承担举证责任，但研究院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三被告生产斗齿所使用的技术信息的内容，更不能证明其所使用的技术信息与其技术秘密相同或实质相同。
对于研究院认为伍某在办外厂，使用研究院的技术秘密生产斗齿的主张，伍某反驳称，其使用的技术是来源于《工程机械》上两篇文章提及的化学成分和热处理工艺，并没有使用研究院的技术。对伍某的该说法，研究院仅反驳称其所拥有的技术和伍某所提供的公知文章所载技术有区别，却未对伍某生产斗齿所使用的技术为其所有而非来自上述文章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法院认为，研究院提供的证据仅证明伍某接触其所主张的技术秘密，却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技术秘密与斗齿生产的关联性及伍某、合金厂、国昌公司所使用的技术信息与其技术秘密相同或实质相同，且研究院对伍某称其生产斗齿的技术信息有合法来源的反驳意见不能提供进一步的反驳证据。因此，研究院认为伍某使用其技术秘密的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合金厂的侵权问题，法院已查明国昌公司租赁合金厂的厂房及设备，成立国丰耐磨材料铸造厂有限公司，小批量生产和销售斗齿。故合金厂与本案所诉侵权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同时，研究院也没有提供切实的证据证明国昌公司使用其所主张的技术秘密生产与其产品类似的机械配件斗齿。
关于伍某、合金厂、国昌公司是否侵害研究院的经营秘密。研究院认为其所主张的经营秘密内容为其客户、价格条件、销售策略，但研究院无法提供其主张的经营信息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及其载体，亦没有对其所主张的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进行举证。故研究院的该主张，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研究院认为伍某、合金厂、国昌公司侵害其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请求判令上述主体停止侵权以及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研究院的诉讼请求。
研究院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称：判决书故意隐瞒关键事实，即“铬硅金属耐磨材料及其耐磨件的研制”，而其中的“耐磨件”就包括侵权产品斗齿这一基本事实，庭审中已经证明了上诉人提交的“铬硅合金耐磨材料及其耐磨件的研制”就是生产斗齿的；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伍某参与研究院的斗齿（铲齿）科研试制及鉴定，故应由伍某证明其是如何利用公开技术信息生产斗齿，以及其生产的斗齿在技术、性能等各项指标上与研究院的产品有何不同；伍某在担任上诉人处铲齿厂厂长，负责斗齿生产及销售的同时，私自利用上诉人投资开发的技术和经营销售渠道另行办厂，生产销售自己的铲齿，侵犯了上诉人的经营秘密等。
广东省高院认为，在本案中，上诉人研究院起诉受到侵害的商业秘密既有技术秘密，也有经营秘密。就技术秘密而言，涉案的四项技术成果均已经通过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根据《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的记载，这些技术成果的密级均为机密级，因而不为公众所知悉，且属于已经应用的技术成果，因此具有实用性和价值性，研究院也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涉案的四项技术成果符合技术秘密的法定条件。一审判决虽然没有表述出“铬硅金属耐磨材料及其耐磨件的研制”这一技术成果的名称，但是，该判决在此段落之前所有查明和认定的事实中均表明了涉案的四项技术成果及其名称，因此，一审判决不存在故意隐瞒关键事实的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研究院虽然举证证明其技术秘密的存在以及伍某接触器技术秘密的事实，但研究院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伍某及其他被上诉人是如何使用以及使用了哪些涉案的技术秘密，也没有提交能够证明他们使用了其技术秘密生产、销售的相关产品。伍某虽承认生产过与研究院类似的产品，但否认使用了研究院的技术秘密。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侵害了研究院的技术秘密。
对于涉案的经营秘密，研究院并未提交所涉及的客户、潜在客户、销售价格、销售策略等经营信息具体内容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被上诉人是如何使用上述经营信息侵害其经营秘密的证据，因此，研究院就经营秘密受到侵害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的证明，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广东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研究院主张其四项科技成果及有关的经营信息遭受侵犯，但最终因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伍某等具有侵权行为而被法院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证据的收集是一方面，但其败诉很大程度还在于其未能完全的使用其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所致。那么，诉讼当事人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享有哪些具有商业秘密案件典型特色的权利呢，当事人又该如何才能用尽其权利，获得法律的救济呢？
（一）申请诉前临时措施（包括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虽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已通过公报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诉前临时措施等作出了扩大解释，对诉前证据保全也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故企业在遇到情况紧急时，可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被申请人停止侵权行为，提供财产保全或要求其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材料的货款等，法院认为有必要的会要求企业提供担保。一旦法院作出的裁定送达被申请人处，该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知，诉讼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对相关符合条件的证据、财产进行保全，从而保证证据的完整性，并保障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实现。
（三）申请不公开审理、证据不公开质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当事人可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要求法院不公开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可知，若发生法院将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公开质证时，当事人可立即予以反对。
（四）申请诉讼管辖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可知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有异议时，可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
（五）申请审判人员、鉴定人员等的回避。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由于商业秘密侵权中涉及到专业知识、技术的鉴定问题，故鉴定人员的正当性对于案件的胜败至关重要，当事人一旦发现鉴定人员与案件的其他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对鉴定结果的公正时，应立即向法院申请该鉴定人员的回避，在鉴定结论作出后发现上述情况的，则应申请法院重新进行鉴定。
另外，当事人在诉讼中还享有进行诉讼和解，变更或放弃自己的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本案被告）、上诉，认为法庭笔录有误而申请补正的权利等等。总而言之，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的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从而更好的在诉讼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大自然恩赐万物生灵食物以维护生存，延续种群，这些食物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是安全的。人类当然也受到自然的恩与，人类具有智慧还懂得自己制造食品。不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饮鸠止渴”，当然也不会去吃有安全问题的食品。但是我们的食品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几乎没有安全的食品可吃，我们吃的大米是陈年腐烂的，被用工业原料抛光，我们吃的蔬菜含有巨毒的农药残留，水果是用激素催熟的……种种不安全食品不断被暴光，我们无论购买任何食品都不得不用狐疑的眼光打量——有问题吗？

1．食品为什么不安全

本人3月15日在人民大学参加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的研讨会，3月18日又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谈论食品安全问题，近期新闻还不断有相关报道，看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民众严重关注的话题。

参加3月18日对话节目的有原料提供商、生产商、加工商还有销售商，涵盖了食品生产、流通各环节的代表，还有政府的高官和学者，来者皆显赫。但没有任何商家承认自己有错，都信誓旦旦表明自己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防止食品安全问题，表明在自己这个环节上是绝对安全的，同时又纷纷表示自己实际上只是生产流通的一个环节而已，无法保证上个环节是安全的。那些已经出了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商家也表示了一脸的无奈，认为问题在自己这个环节爆发很冤枉，是替人受过。每个环节上的商家都不认为自己有错，但是为什么到最终消费者手上的食品还是不安全的？

小贩炸油条前加洗衣份据说可以让油条炸得更大，能卖个好价钱；农民将苏丹红喂鸭子，鸭子下的蛋是红心的，可以冒充散养的鸭蛋；杀猪的在猪肉里注水，于是水卖到了肉价……小商小贩可以这么做，那些大的生产厂家又何尝不在生产加工食品时添加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商家在制造不安全食品或者提供不安全的食品原料时，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其危害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尽管千般种，出发点无非是一个“利”字，为了自己“蝇头小利”，不顾公众的生命健康，使社会诚信丧失迨尽。

2．用法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去抱怨政府，政府建立了严格的检验制度，对于制造不安全食品者也有严厉的惩罚。商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极力表白自己的诚信。无论是政府严格的管理制度还是商家先进的技术手段，都未能制止不安全食品毒害广大民众，反而是愈演愈烈。那么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法律是人们需要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维护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它的功能本来就是对公共秩序的管理。我们大部分人被灌输的概念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也许是对法律错误的解释让人们忽略了法律的存在，忘记了从法律制度上去治理不安全食品问题，其实法律对此原本就有一套完善管理措施：

1．给予不安全食品制造者严厉的经济制裁，让其得不偿失

“治乱世用重刑”这是古代法学家们朴素的观点，尽管本人不赞同严刑苛法，但是对于民事领域，本人认为还是需要用“重刑”——高额的经济制裁。人都是经济动物，做任何事之前都会从经济上进行考量，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去做，小于成本则不做。食品生产销售各环节的商家们更是具有经济头脑的商人，商人追求的是经济上的利益，在我国制造不安全食品虽然会被行政机关进行处罚（行政处罚的数额一般只有几万元），并且可能会被判处刑罚，但是在经济上他们获得的巨大收益仍然大于所受的处罚（付出的成本），显然行政处罚和刑罚并不能有效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上面分析了商家制造不安全食品的原始动力是获得高额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制裁，给予高额的处罚，不仅让他们得不偿失，而且使其倾家荡产（企业破产），消除其制造不安全食品的原始动力，从根源上斩断其罪恶之手。

2．让消费者人人成为监督者

消费者是食品的最终需求者，所有不安全食品的终极消费对象，消费者在第一时间接触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者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众，人数极为庞大，所有的公众都成为不安全食品的监督者，将使不安全食品无所遁形。同时消费者又是不安全食品的最终受害人，他们有积极性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理论上讲食品安全监督应该是政府份内的事情，如果转嫁给消费者，似乎不太妥当，另外监督是要支付成本的，我们不能让消费者承担本来由政府承担的成本。另一方面消费者作为受害者应当获得赔偿，那么我们可以将对制造者的处罚全部给予消费者，让最终受害者获得很大收益，促使消费者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食品安全，这样让人人都可以参与监督。

3．通过市场倒逼流通生产各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来推动

食品安全问题一般都是在最终环节爆发，最终环节上的销售商首当其冲要受到处罚，不用担心这不公平，只让最终环节的销售商承担责任，而真正的不安全食品的制造者逍遥法外。法律本来就有追偿制度，最终销售商完全可以向上个环节进行追偿，将高额的赔偿最终落实到真正的责任者身上，让真正的责任者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因为每个环节的商家都是实际获益者，他们首先应当承担责任，不能轻易将责任推委，让商家承担相应的诉讼成本这是合理的。下一个环节的商人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监控上个环节，他们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市场监控手段。所以法律规定，如果他们不履行监控义务那么最终的责任由自己承担，这样他们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监控上个环节。

这是极其完美的制度设计，整个过程看不到政府的影子，一切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不需要政府做任何的事情，有效节省了政府的行政开支，不存在任何权利可寻租的空间，不法的制造者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受害人得到极大的赔偿，监控的责任和成本合理地分摊给应当承担者。这个制度的效果有实例为证，在夏维夷因为两个成熟的椰子砸到行人被判赔偿了1300万元美元，从此夏维夷的大街上再也没有成熟的椰子可以砸到行人，仅在两个案件中进行惩罚性赔偿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在夏维夷行路安全问题（不被树上的椰子砸到）。在德国因为啤酒瓶爆炸，某生产商被要求赔偿消费者一个多亿马克，使该厂直接倒闭，相信其他所有的啤酒生产商对瓶子的使用一定变得非常的严格，并自发严格要求瓶子厂商提供安全的瓶子。

如此完美的法律制度为什么在我国失效了呢？我国民事赔偿采取“填平原则”，即损害了多少赔偿多少，当然任何单个消费者的损害对于商家的获利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商家完全可以很“大方”地支付赔偿，然后继续制造不安全食品。商家因为制造了不安全食品大获其利，所得到的制裁却小于他们获得的不当收益，这里存在法律制度设计上的错误。很明显我国的民事赔偿制度没有与时俱进，那么我们只需要对我国现有的民事赔偿制度做一个微小的调整——增加惩罚性赔偿，按照我国的行事方式，这其实非常容易，只要最高法院出个司法解释，允许消费者要求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就轻松解决。

作者：王律师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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