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市的工作规划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实践，是建设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重庆直辖市设立以来，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为了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西部大开发的需要，进一步贯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据宪法、法律规定并按照市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要求，制定本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1．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宪法确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依据，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围绕完成党和国家交办的“四件大事”、努力
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积极探索，努力创新，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向依法规范、依法运行、依法管理转变，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贯彻实施，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的有效实现，保障和促进重庆经济社会
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
2、2000—2010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总体目标；
——督促和推动全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重在培养和强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法治氛围和法治权威。
——突出地方特色，提高立法质量，构建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相衔接，具有重庆特色的地方性法规框架。
——健全民主制度，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步形成深入反映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加强人大任免工作，积极稳妥地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有效结合的机制。
——突出工作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围绕“四件大事”及其他重大事项，认真开展监督活动，努力提高监督实效，建立健全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共权力的人大监督机制。
通过十年努力，为重庆建设成为与直辖市地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3、2000—2002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的阶段目标：
——制定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治市工作规划和具体方案，建立依法治市工作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人大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组织指导体系。
——初步建立地方性法规框架的基础，全面结束适用四川省和原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的过渡期。
——开展以移民工作、扶贫工作、减轻企业负担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执法检查，督促“一府两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违法办案责任制。
——指导和督促全面开展“四五”普法活动，为依法治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代表工作为切入点，加强人大制度建设，依法实现我市地方国家政权的顺利换届，为依法治市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
4、在依法治市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相统一的原则，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的主导作用。
——坚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与严格依法办事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以法治服务于经济建设、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和保障稳定。
——坚持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原则，通过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支持和促进“一府两院”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坚持民主法制的宣传教育与实践运作相统一的原则，以宣传教育引导法治实践，以实践成果丰富宣传教育活动。
二、近期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贯彻实施
5、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贯彻实施，是市人大常委会的首要职责，也是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基础和保证。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监督，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6、组织开展好执法检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要围绕移民、扶贫、国企改革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四件大事，每年选择一至二项法律法规作为重点，组织执法检查组，深入调查和检查，并向常委会会议提交执法检查报告。要重点监督执法部门严格执法的情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常委会对执法工作提出的意见，要交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办理并要求反馈整改情况，必要时可以组织督查或跟踪检查。执法检查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做好计划安排，避免形式主义。要制定执法检查的有关规定，协调好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执法检
查；做好与全国人大有关执法检查的衔接，尽可能地与其同步进行。
7、加强法规的清理工作。坚持地方性法规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及时清理、修改或废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需要的法规性文件。
8、组织开展好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认真执行《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规定》，加强对“一府两院”和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市人大法制专门机构每年应向常委会报告上一年度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情况。
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9、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市的基础性工作。地方立法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增强重庆的综合实力服务，为提高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便民利民服务。要认真贯彻《立法法》，坚持法制统一，突出地方特色，改进立法方法，提高法规质量，发挥好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
主体作用。
10、坚持地方立法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点，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立法中，要体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部门利益倾向和地方保护主义。
11、扩大地方立法的公开性。要坚持立法走群众路线，发挥好市人大代表、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作用。对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规草案，要在《重庆日报》上全文刊登，并采取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开辟专栏讨论以及召开座谈会、
举行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市民的意见。
12、加强地方立法的计划性。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1997—2002年制定地方性法规规划和各年度计划，分轻重缓急，有序进行。在规划和计划之外新增法规项目，须严格按程序办理并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13、注重地方立法的科学性。要制定重庆市关于地方立法程序的有关规定，搞好立法调研、协调和评估，完善法规草案的委托起草制度。要严格把好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论证关、法制专门机构的统一审议关，坚持法规案的二审制度。要探索地方民族立法的路子，
探索就某一方面管理事务进行综合立法，科学地规范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
14、注意地方立法的适用性。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经济立法，注意法规的精炼和实用。重视法规解释工作，需要由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机构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提交常委会审议通过。
围绕中心工作，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
15、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好决定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依法治市的本质要求。要认真贯彻《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围绕全市工作的中心，加强与“一府两院”的联系与协调，依法听取有关重大事项的报告并作出决议或决定
。要认真审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认真审议重庆市实施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要建立健全决议决定作出后的跟踪督办制度，开展好相关的检查或调研活动，保证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
16、要进一步推进重大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涉及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及改革方案的讨论，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市人大代表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意见。
加强任免工作，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有效结合的机制
17、依法任免本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依法治市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组织保障。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积极探索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干部的有效结合机制。要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扩大人大代表、人民
群众对人大任免工作的参与程度。
18、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要坚持和完善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增强被任命干部的公仆意识、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提前15天将有关任命材料送交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制度，保证常委会会议的顺利进行；完善述职评议制度，每届选择10至15名被任命干部提交市人大
常委会进行述职评议，同时探索进一步扩大评议范围、改进评议方式的途径。对某些重要部门或岗位干部的任免，要同时审查其在原部门或岗位工作的离任审计报告。
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督促“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19、将监督工作放在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改进监督方式，完善监督程序，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效。
20、认真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题汇报。要开好每年的人代会，认真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要根据依法治市的需要，听取和审议有关专题工作汇报，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一府两院”改
进工作。要制定《重庆市预算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和对计划与财政预算的审查。
21、加强对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监督。要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门搞好机构改革；规范政务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严格依法行政。要制定《重庆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督促市政府抓紧制定实施地方性法规的配套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
22、加强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要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严格依法办事，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度；督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审务公开、检务公开制度
；加大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案件的监督力度，严格执行违法办案责任制。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中出现的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等问题，要督促其及时查处并依法纠正。
23、开展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评议。认真执行《重庆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评议工作条例》，有重点地选择有关市级部门，开展工作评议。要加大对重点部门的监督力度，探索对市里管理而又非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有效监督形式。
24、加强人大信访工作。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办好执法监督公开电话。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25、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市的先导性工作。要督促全面完成“三五”普法任务，参与“三五”普法检查验收活动；督促有关部门编制“四五”普法规划，作出关于“四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决议。
26、搞好法制教育和培训工作。要督促和协助有关部门健全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学法制度、建立法制宣传教育领导责任制；督促有关部门加大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工作力度。要搞好市人大常委会的定期法制讲座和新颁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律水平；
开展对被任命干部任职后的法律培训并逐步制度化。
27、搞好法制宣传工作。办好《公民报》和《公民导刊》，督促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信息管理等部门和单位将宣传依法治市作为重要任务，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宣传报道，加强对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的宣传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依法治市
中的正确导向和宣传动员作用。
28、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以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为目的，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相配套，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各个层次纵横结合的依法治理网络体系。支持他们把依法治理同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社
区建设和创建文明安全小区，同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同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依法治理活动。
29、促进法律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律师、公证、仲裁、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发挥好律师、公证员、仲裁员、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依法治市中的独特作用。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市的法律服务事业有较大发展，
服务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法律社会服务体系。
三、组织领导和实施保障
30、依法治市是一项综合性、长远性、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主导作用。“一府两院”按职能分工负责、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组织体系。
31、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依法治市。市人大常委会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定每届任期和各年度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通过依法作出决议决定和制定地方性法规，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和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要坚持常委会党组
向市委的请示汇报制度，加强党组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发挥好党组对党委决策的核心保证作用和对人大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市人大的党员代表和在人大机关工作的党员同志，要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与主动向
人民群众负责辩证地统一起来，把依法行使职权与推进依法治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做依法治市工作的开拓者。
32、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对依法治市的工作指导。建立依法治市的工作报告制度，市人大常委会向人代会的工作报告，要有依法治市的相关内容；同时，常委会每年要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及市级有关部门关于依法治市的专题报告。建立市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依法治市工作的
联系会议制度。
33、加强与区县（自治县、市）人大的联系。指导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开展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活动，推进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推进基层政权机关政务公开和企业单位厂务公开，督促纠正侵害公民权益和压制民主的行为
，推动基层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通过推进依法治市，进一步发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34、发挥人大代表在推进依法治市中的重要作用。要认真贯彻执行《代表法》、《重庆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大代表工作的若干意见》，每年组织一次相关的检查或调研活动。要坚持市人大代表列席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制度，建立常委会主任联系代表
的工作制度。要拓宽代表活动渠道，改进代表活动形式，认真组织代表参加评议、视察和执法检查等活动，改善代表履行职责的条件。要做好对国家机关办理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情况的督促检查，做好对代表建议、批评、意见的督查工作。同时，要增强人大代表的职务意识和责任感、使
命感；通过培训、会议、活动等各种形式，提高代表的素质和履行职务的能力；逐步推行代表向选举单位述职的制度；指导做好代表的选举工作，不断优化代表结构。
35、加强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自身建设。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进一步确立公仆意识，国家意识和法治意识，增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市的责任意识和工作主动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人大工作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人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各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围绕常委会报告确定的任务，主持或参与完成一项专题调研工作。要增强人大工作制度运行的质量与效益，完善《重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制定《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工作守则》；加强人大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进一步改进人大调研工作制度和宣传工作制度。要逐步改善人大的工作条件。
36、巩固“三讲”成果，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做好服务工作。要提高市人大机关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机关勤政、廉政建设，努力建设一支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直辖市地位相适应，能够在依法治市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素质的人大机关
干部队伍。
本规划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实施。实施期间，要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庆实际，按照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对依法治市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及时地进行充实和完善。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的依法治市工作，可以参照本规划执行。



2000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