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 魏齐富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 国家权力 直接效力 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1)亦是言，权力来源于民众，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八二”宪法以前的三部宪法，均推崇国家权力至上，忽视并规避对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明显的漏洞即在于，政治活动中张扬和宣示主权在民，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拥有主权的民众却被无数次愚弄，“主权在民”仅成为少数人玩弄宪法的招牌而已。其实质即国家权力远远高于公民权利，这在宪法的排序上即可看出。
“八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2）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按法律精神而言，权力是为实现权利而由权利派生的。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至上性正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根本。当然，公民权利的天赋性和至上性决定其为宪政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制，但对公民权利的范围却没有加以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宪法对公民权利范围的规制，应该体现“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应仅仅只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只注重宪法的成文化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未成文但根据天赋和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盖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条款之外的权利在受侵犯后，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或间接救济。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当然，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若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对探讨公民天赋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尤在现代法治理念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
宪法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于它代表着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即公民的无尚权利和利益，是对公民存在价值合法而正当的肯定。亦是言，对国家机关无限权利的否定，它承载着公民天赋权利能够实现而且应当实现的法治精神。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
当然，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力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任何民主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此推断，国家机关的权力仅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范围，法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应由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更不得侵犯。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极少制约，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过多干预和任意限制，乃至于侵犯，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面对现行宪法在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基本瘫痪状态下，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若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将公民权利规制得详实而具体，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对的限定和制约。
人的社会，是由于人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5）亦是言，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
我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即行政权的至上本位，直接影响了现代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八二”宪法尽管对公民权利作了必要的列举，但是，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却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救济。我们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公民私利益，或者说着重在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而散置和削弱公民权利。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受到传统核心权力??行政权的左右和干扰。整个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转，离不开面面俱到的行政权，但行政权的无限膨胀，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恰恰有所损益。因为：“没有一种暴力能强迫生长，任何一种依靠感情的一致，依靠对意义的理解，依靠共同愿望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必须体现自由。”（6）要体现自由，必须张扬宪政威仪，宪政的精神便是：权利至上。
“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原则，也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7）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派生出的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具体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
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还是对义务的设置，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我们在申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公民权利的至上性同时，也应明确：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正是权利派生权力的初始目的。
这种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实际上也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公民权也由经典的自由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项权利也涵盖了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罗列。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8）
我们在探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同时，应当批判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那就是我国的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行政权，并使用墨镜、手铐、警笛的暴力行为，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我们的宪法却视若无睹，这背后是一种封建特权和权力至上在作祟，在我们传统的公私意识里，公权对私权享有无可辩驳的支配权，这也导致了我国现行宪法在制定时就潜藏着一种封建专制权力的阴影。所以，我们的人民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定其经国大略的宪法却严重滞后。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缺陷

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历程告诸我们，人们之所以承认国家，承认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以及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其良好愿望在于将自身无可达到的希望寄托于宪政的执行者??国家。借助国家公权力来保护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立宪施宪的初始目的。但是，我们一贯传统的思维却将这种人类共通的宪法精神加以严格规避，谁倡导自由，谁便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言人。殊知，我们要求并张扬的自由是宪法根据自由精神赋予的，是法定的。自由的展开，便是建立在法定自由基础之上的各项公民权利，但我国宪法，从一定程度上看只是旨在温暖人心的价值符号。
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传统核心权力即行政权面前，疲软无力。行政权的传统力量使得历受政治统治的公民无法具备施行宪政的精神。并且权力的行使亦无现代的宪政理念，他们不希望公民动辄要求权利，而更希望公民的义务履行。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宪政精神得以限制，权力愈加绝对，公民权利处于弱势。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就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是无须思想、怀疑或者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孟得斯鸠的言说，针对中国现行宪法下的国家生活状态，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体很少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也不能做。”（10）并且，我们的公民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11）这种精神的具体外化，就是利用立宪和施宪来切实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国家和公民都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和克制的精神，相互尊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下，仍然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重义务、重秩序而轻权利、轻自由。在对待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2）
当下，公民宪政要求的满足，全凭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赠与，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也取决于当下执政者。其实，我们对给予公民权利太多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所有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13）
我们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4）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15）当然要求“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根本法、母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在保护权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即是言，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宪法条文可以直接援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据。当然，公民权利规范自在其中。
宪法之所以宣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其乃为宪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宪法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是政府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宪法之所以确定公民权利以直接效力，是因为公民权利乃私权，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在施行上不依靠公力是软弱无力的。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其直接效力在司宪和司法实践中足以对抗国家权利，即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抵抗权。若果公民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宪法规范在受侵害后提起诉讼，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缺乏外在强制，拒绝或迟延履行义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只是国家的“恩慧”。这和宪政精神大为悖逆。
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建全，从而使宪法原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侵犯公民权利易于反掌，尤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更为甚，由于宪法条文的过于原则化，极易被权力代理人架空，成为各种违宪行为合法化的避护伞。而宪法却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实质则是公民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乌托邦条款” 而已。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权力的被滥用，是因为权力的过于绝对，自行定位成“治人者”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违宪后又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救济，宪政所急需。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号


《海南省信息化条例》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9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5日



海南省信息化条例

（2013年9月25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促进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技术推广、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信息化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深化应用、务求实效、保障安全的原则。



社会公众平等享有获取和利用公共信息资源的权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和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财力逐年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信息化的规划、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家安全、公安等有关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信息化相关工作。



第六条 具备条件的国家机关应当推行信息主管制度，设立由单位负责人兼任的首席信息主管，统筹负责本行政区域或本部门信息化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对本行政区域各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进行考核。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全省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定期发布评价报告。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信息化研究和创新、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强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普及，发展信息技术职业教育，普及中小学校信息技术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开展信息化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信息化发展规划，组织编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省城乡总体规划。



省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部门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信息化建设应当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相关规范。



本省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由省标准化、信息化等主管部门依法制定。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运营商在基站用房、用地、管线敷设等方面提供便利。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符合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实行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第十二条 建筑物内的信息管线和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中，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和验收，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建筑物驻地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对所有电信、广播电视业务经营者和其他驻地网建设方开放，实行平等接入、公平竞争。



第十三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信息化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投资信息化工程项目应当依法给予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扶持。



鼓励国家机关根据需要，采取外包、政府采购等方式从市场获得高质量、低成本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



第十四条 社会投资的信息化工程除国家规定实行核准的项目外，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的信息化工程（以下简称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涉及信息安全和涉密系统的建设项目，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征求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经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的信息化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批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投资概算和其他控制指标进行设计，不得擅自改变。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建设单位在招标前应当将招标文件送项目审批部门备案。招标文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不按照批复的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编制的，应当及时改正，并重新报送备案。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应当按照规定实行监理制。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由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建设单位申请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信息化工程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承揽信息化工程的单位对信息化工程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信息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和服务等业务，应当由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三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技术推广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



国家机关应当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设电子政务工程，不得新建专用网络。非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务信息化业务系统应当建设在省政务外网平台上。国家和本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家机关应当依托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在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立电子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国家机关内部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省人民政府应当利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集中建设和完善地理、人口、法人等基础数据库，以及工商、税收、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质监等业务数据库。



国家机关应当准确、完整、无偿、及时地向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提供本部门、本单位的相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应当按照谁采集、谁更新、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资源采集工作，不得重复采集，多头采集。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集信息，应当征得被采集人同意，说明用途，并在该用途范围内使用所采集的信息。



单位和个人采集利用信息，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自动监控、应急等信息系统建设，提升重点污染源的监管能力。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推进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信息服务。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旅游基础信息资源标准数据规范与共享机制，鼓励智能终端、物联网、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在旅游各环节的应用服务，提升旅游管理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供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市场信息、农村金融等服务。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监督管理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信息业务网和海洋环境与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信息技术在我省海洋渔业生产、海洋测绘、海域监视等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提升海洋产业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地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完善推广应用体系，实行引进推广应用先进成果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动信息技术在设计研发、生产装备、生产过程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支持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和完善安全、信用、金融、物流和标准等支撑体系，引导电子商务平台向提供涵盖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全流程服务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建设和应用。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信息便民服务设施建设，整合各类资源和业务，构建统一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集成电路卡推广应用的指导，推进集成电路卡在交通、医疗、社会保障、金融等领域的一卡多用。




第四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适时调整信息产业政策，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构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并根据实际需要，对信息产业重点项目给予扶持。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信息产业发展目录，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投入。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信息产业投融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信息产业。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产业化、市场化运作，拓宽投融资渠道。



第三十三条 具备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信息产业园区建设，加大对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引导产业整合，实现集群发展。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鼓励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第五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政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制度，提高政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防御能力和处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主管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单位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并进行相应的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信息安全系统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具有安全销售许可的信息安全产品，并与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七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测评。



核设施、航空航天、油气管网、电力系统等重要领域的工业控制系统应当定期开展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具体办法由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八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确定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安全教育，保障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公共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按照规定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体系建设，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应用统一的公务员数字证书和公众服务数字证书，为网络身份认证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电话、互联网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情况、信息化工程建设情况、信息化标准执行情况、信息服务市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依法查处破坏信息基础设施、危害信息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信息系统国家安全工作，依法查处利用网络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



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公共基础信息网络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对本系统公共服务机构的公共信息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加强政务信息资产的管理，建立信息资产使用评估制度，促进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的审计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不承担建筑物内的信息管线、配线设施或者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信息管道的建设费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该项建设所需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承揽或者冒用其他取得资质单位名义承揽信息化工程，或者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信息化工程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其中，电信网、互联网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未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由电信管理机构按照本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工程未经审批开工建设的；



（二）信息化工程项目擅自改变经审批的控制指标进行设计的；



（三）信息化工程项目招标文件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



（四）信息化工程项目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本条例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