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之探析/张小秀
时间:2024-07-12 05:29:37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377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项罪名。它既体现国家对现今日益频发的危险驾驶行为严厉打击的决心,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从重结果到重行为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对于这项新增罪名，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应该更多关注。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及立法背景
危险驾驶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罪名，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一直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司法机关在执行中也曾产生过不同的意见，产生过广泛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刑事案件工作的副院长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把握危险驾驶罪；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醉驾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各地纷纷出现危险驾驶罪第一案，音乐人高晓松的入狱等事件都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和讨论。那么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是否恰当，醉酒入罪是否符合刑法的基本理念，危险驾驶罪是否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背离？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要明确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问题。那么危险驾驶罪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立法理念呢？本文认为，危险驾驶罪主要体现了刑法对社会风险的控制。
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贝克所言，人类社会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出科自然风险之外，人类本身的行为也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汽车的存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便利的同时，交通事故也正在成为人类的杀手，尤其是醉驾、飙车等行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风险，随时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员的财产损害，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刑法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其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处罚犯罪，控制人类的行为，从而实现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双重功能，这也是所谓安全刑法的基本内容，安全刑法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将刑事处罚提前化。“所谓刑事处罚提前化，是指刑法功能需要从事后报扭转向事前预防。这在刑事立法上主要是通过象征性立法或抽象危险犯的规定来实现的。”《刑法修正案（八）》将规定危险驾驶罪，就是要贯彻安全刑法的理念，注重事先预防，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真正实现刑法的功能。我们在认识和对待危险驾驶罪的时候，也要主要树立正确的理念。
近年来，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致人重伤死亡的惨案频频发生，而经过发达的各种现代媒体的广泛报道与传播,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民众也极度悲愤，要求严惩酒驾和飙车的呼声非常强烈。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汽车拥有数量的大幅增加，各种危险驾驶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急剧增多，而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以前的刑法框架下，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单纯的危险驾车行为一般并不认定为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只有造成了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才定罪的做法，已经不能满足民众对于惩处这类行为的心理要求。此次修正案增加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无疑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从国外立法来看，将醉酒或吸食毒品后驾车、严重超速行驶等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的也不在少数。
二、增设危险驾驶罪具有合理性
（一）从社会现实来看，交通肇事频发，群众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民意对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深恶痛绝。在高风险社会中，交通工具作为生活组成部分之一，其本身又给生活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交通工具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危险驾驶与炫富娱乐连接起来，在当下存在仇官仇富社会心态的情况下，民意容易极端化表达，如果没有宣泄的渠道，就会加剧社会不稳定。
（二）从法律规范来看，现有刑法在罪责刑设置方面有不合理之处。我国将交通肇事定性为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两种，相应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个方面的责任机制。但近年来，交通肇事社会危害性逐渐加大，法律规定的量刑却较轻。民意和法律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在个案中给司法机关很大压力。另外国外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国家，都在本国的刑法范围内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因此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对人民的法益提前予以保护，符合国际刑事立法的潮流，也符合刑法的法益保护的法治原则，体现了刑法对民生的保护。
（三）从个案法律适用来看，司法机关对案件定性认识不一致，法律适用不统一，造成刑法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性增加，损害了法律和司法的尊严。对醉酒驾驶肇事后造成重大伤亡的，有的地方定为“交通肇事罪”，有的地方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前者属于通例，后者属于特例。但是，在学理和实践中，把危险驾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争议。一方面，刑法权威专家从解释学角度认为，“以其他危险方法”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另一方面，即使实践中将醉酒驾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该罪保留死刑，又会对个案中的犯罪人发生畸重的不公正结果。特别是司法认定上，酒后驾驶和包括飙车在内的危险驾驶行为，既可能在主观上是放任的故意(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定“交通肇事罪”)，由于两者界限模糊，查明犯罪人是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较困难。司法机关在社会压力下对个案的判断总是在三年和死刑之间徘徊，定性不同所带来的量刑巨大反差，亟需要设置一个中间档的罪刑来作为缓冲地带。
三、危险驾驶罪之缺陷
（一）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会降低司法效率。以前查处酒驾可以当场进行呼气酒精测试，一旦证实饮酒过量可以当场开罚单，这对于查处酒驾行为是有利的；但是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之后，刑法赋予醉驾拘役并科罚金的刑罚，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查处当然要履行正当程序以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刑事司法的公正。我们都知道，在行政处罚时由于是当场查处、当场处罚，效率极高，酒驾入罪之后当然要遵守司法程序、遵行司法规律，处理案件的时间花费、人力物力花费当然会更多，司法成本的加大自不待言，行为人因受到刑事制裁而失去工作或机遇、其家属因此而遭受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折磨、行为人在拘役所期间很可能被交叉感染并且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出狱后复归社会的艰难等，也会使社会成本大幅度增加，效率的价值必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彻底丧失。
（二）危险驾驶罪有涉嫌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上也有类似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二者都出自宪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则，共同服务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于行政法或刑法内部一事不再罚是好理解也好处理的，问题是一种行为同时触犯行政法和刑法，后两者又同时对该行为规定有处罚措施时，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在刑法中被称为双重违法结构，例如危险驾驶罪同时违反《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其出现与我国立法体制有关。在世界各国，对于刑法一般都采取了分立式的立法体制，即分别在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中对各种犯罪加以规定；我国在1997年后曾出现这种分立制，但在1997年刑法修订后，坚持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典的立法理念，从而取消了分立制。显然，在分立制立法中是不会出现行为同时违反两部法律的情形的。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了“拘役并科罚金”的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危险驾驶行为也规定了拘留、罚款、暂扣驾照、吊销驾照等处罚措施，行政处罚和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同时执行，这种情况违反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意见不统一。
（三）危险驾驶入刑存在执行难问题。查处危险驾驶的执法成本很高，而刑罚资源是极其昂贵和有限的，不着边际地适用所谓刑罚导致的不仅仅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糟糕的是将刑罚流于形式。
（四）单单对醉酒驾驶、飙车这两种行为入罪，而并不对其他社会危害性同样严重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会产生刑罚的不公平。
对张某在本村土地上滥伐速成杨行为如何定性
商勇、陈新利
【案情】
2003年1月某村委会将本村800亩土地发包给了本村村民王某，同时与王某签订了书面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15年，每亩为40元。2004年4月13日，张某为了争回村委会发包出去土地的使用权，组织多人将王某种植在承包土地上的3326棵速成杨毁掉。
【争议】
在对本案张某行为的定性问题上，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 张某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
2、 张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3、 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要想确定张某行为的性质，必须明确与其行为最相近的几种罪名的含义及相互间的区别。与其行为最相近的几种罪名有滥伐林木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三种。
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且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本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林业资源的保护与管理。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本单位所有或经管的林木以及对本人所有的林木进行滥伐，数量较大的行为。滥伐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无证采伐；二是有证但不按许可证要求任意采伐。滥伐的对象，对单位而言，一般限于本单位所有及经营的林木。不属于行为人所有或经管的林木，在经所有人或经管人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滥伐的对象。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非法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是本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显著标志。客观方面表现为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毁坏公私财物，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毁灭；其二是损坏。本罪侵犯的对象是各种公私财物。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故意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客体是复杂客体，即财产利益和国家、集体或者个人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环节中的正常生产经营的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个人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构成本罪，首先必须要有破坏行为。其次，破坏的对象必须是用于生产经营或者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以及销售渠道等。破坏与生产经营无关的设备或者非用于生产经营的对象，不构成本罪。
滥伐林木罪是对本单位所有或经管的林木以及对本人所有的林木进行滥伐，数量较大的行为才能构成。而本案中，张某毁坏的是王某种植、经管并直接受益的林木，并非被告人所有或经管，被毁坏的林木不属于滥伐林木罪所侵犯的对象，故不够成滥伐林木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对象不同。前者的对象是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刑法另有规定以外的各种财物。而后者则必须是用于生产经营或者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公私财物，如设备、工具等。结合本案，张某毁坏的是王某刚刚种植的速成杨幼苗，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故基于以上原因，可以排除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可能性。
破坏生产经营罪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所谓“其他个人目的”，主要是指为逃避劳动、谋求私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等目的。那么如何对“谋求私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进行理解呢？笔者认为，对“谋求私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应理解为其行为所追求的是不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其行为侵犯的是被害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被告人行为追求的是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则成为对本案被告人行为定性的关键问题。结合本案，张某等人是为了争回被村委会发包出去的土地。而村委会与王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已有1年多的时间，且王某已在该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速成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5条第2款规定，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如果张某等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村委会与王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承包合同，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但可根据现行市场通常价格对承包合同中的价格条款予以适当调整。因近年来土地价格上涨，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价格应上调一定的幅度。既然村委会与王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会被确认无效或者解除，王某就享有该承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和在该承包土地上种植的速成杨的所有权。虽然土地是归被告人张某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他们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一员，但他们是为了达到要回土地的目的，而其所追求的是不为法律所保护的非法利益， 其行为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主客观要件，应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
综上，对张某的犯罪行为应按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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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57500
全力发挥控申职能 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党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检察机关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的窗口，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控申部门的职能作用，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才能为人民群众创造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一、发挥接访职能，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十分关注并反复告诫各级国家机关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的大事。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大，我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人民群众的信访活动相对比较活跃。作为接受来信接待来访的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决定了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要承担起为群众解难、为社会减压、为国家分忧的重任。
（一）坚持首办责任制度，全力处理首访问题。江泽民同志曾经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共产党人应抱着高度为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去查处群众的申诉。”因此， 控申部门要坚持“三个百分百”与“首办责任制”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对控告申诉案件依法受理、及时查处、解决到位，最终平息矛盾，提高处理首访问题的成功率。坚持“三个百分百”是指在控申工作中“对人民群众的来访和署真实姓名的来信要百分之百接待、百分之百受理、百分之百答复”，从接待、受理、答复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各项控申检察工作，让百姓有冤有处申，有理有处诉，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首办责任制”是指控申检察部门从案件的首次接访、登记、初查、分流、处理直到最后答复举报人，均由首次负责接待的干警负责。“首办责任制”是从工作质量和办案效果上对控申工作提出的标准和具体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一种责任机制，与“三个百分之百”目的相同、相辅相成。“首办责任制”是深化“三个百分之百”的具体措施、“三个百分之百”是促进“首办责任制”落实的有效载体，通过互相促进和深化，妥善处理群众首次信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群众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坚持检察长接访日制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检察长接待日制度规定了在每月的固定时间里，由检察长在控申接待室主动接待来访群众。由于检察长具有较高的威信，人民寄司法公正于检察长，检察长和群众直接接触，可以直接听取群众呼声和要求，及时了解社情民意，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对检察机关的监督。通过检察长亲自接待和督办，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使检察机关更能密切联系群众，更好地接受监督，取得更好的执法效果。控申部门在接待了解情况后，要根据检察长的指示迅速全力办案，同时及时将情况向检察长汇报，并向来访者反馈，务求做到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回音，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要积极探索重大信访案件随时接待，经常带队走访“信访老户”等工作形式，对重大疑难案件要实行领导包案处理制度，坚持亲自办案、协调、落实，不断健全和深化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察长接访制度贵在坚持，重在解决问题；只有长期坚持，才能产生影响；只有解决问题，才能取信于民，切实保持社会秩序稳定。
（三）牢固树立“大信访”观念，全方位解决群众诉求。信访活动事关全局、事关社会稳定、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控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大信访”观念，克服门户主义执法思想，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对于能在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要尽职尽责在规定时限内认真妥善地加以解决，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于接访中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事情，要尽力帮助协调，决不能一推了之，要及时向党委报告，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尽可能为群众排忧解难，减少纷争，并耐心细致地做好上访人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使群众冤有处伸，难有人帮，理有处讲，苦有处诉，切实防止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上访中的过激行为，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发挥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群众信访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尤以涉法信访在信访总量中所占比重高。涉法信访居高不下，凸现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在这种情势下，履行好控申部门的监督职能显得尤为重要。控申部门的监督职能可以概括为“对内制约、对外监督”，它起着“第二层监督”的作用， 即通过对举报线索的管理及承办立案监督、刑事申诉和赔偿案件等，在第一次监督后或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不仅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实行监督，而且对自侦部门、刑检部门进行制约。从内部制约看，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口，是对内部办案情况和质量的检查；从对外监督看，是确保不枉不纵、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关卡。
（一）侦查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对外联系窗口和第一道关口，控申部门既担负着对举报线索的统一管理、审查及分流，又与反贪、渎侦等自侦部门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制约。按照“一个窗口对外”的规定，控申部门对举报线索统一受理，防止线索丢失或侦查人员出现违法行为，对线索分流后通过跟踪督促和及时反馈，及时掌握自侦部门查处案件的进度和情况，督促每条举报线索在法定期限内得到查处，防止线索久压不查、无人问津，避免群众重复信访。
（二）立案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被害人控告公安机关有案不立的，由控申部门受理和审查。此类案件查处压力大，难度高，成功率小，历来是控申工作的难中之难。在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中，要按照“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原则，与刑检部门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诉讼监督的职能，处理好有力与有度的关系，努力探索行之有效的监督方法，注意在日常处理来信来访中及时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经核查公安机关的决定确有错误的，应果断而慎重地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并对回复说明进行认真审查，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被害人。对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坚决要求公安机关按法定程序立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决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情况。此外，对自侦部门不立案不服提出复议的，亦由控申部门办理，履行第二层监督的职责。
（三）刑事申诉和赔偿。在刑事申诉方面，一是通过对本院不诉、不捕等申诉的复查，控申部门站在更高的角度、层次上审查不捕、不诉的决定正确与否，对案件质量作最后的把关进行内部制约；二是通过对不服法院判决的申诉的复查，在公诉科第一层监督的基础上进行“第二层监督”。在刑事赔偿方面，控申部门通过承办赔偿案件对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及刑检部门的办案活动（错捕、错诉等）进行“第二层监督”，在对全案审查后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三、发挥初查职能，深入推进反贪工作
当前，一些地方干部管理能力不高，一些部门管理方式简单，存在一些贪污挪用、分配不公的现象，造成群众集体访、告急访增多。因此，控申部门客观上成了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受理犯罪线索和揭露犯罪的前沿阵地。
《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第九条规定：“对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的检举、控告案件，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进行初步调查，根据情况决定转办或自办。”之所以这样规定，目的是为了使控申部门能够大量处理举报线索，充分发挥其调解信访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控申部门只有通过认真开展举报宣传、举报受理、案件线索分流以及举报线索的初查等工作，才能为查处职务犯罪提供案源，有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控申部门在举报线索的初查中，要切实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在“准”的前提下，加快办案速度，做到快分流，快调查，快反馈，快答复，从而尽快结案；要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及高检院的有关规定，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做到不越权，不超期，不违规。同时，要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要从服务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并重，有效地提高案件查处的质量，从而让来信来访群众满意，让党委、人大、政府满意。
四、发挥服务职能，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控申部门通过受理群众举报、接待来访，收集、掌握群众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情况的反映、意见、建议以及重大社情民意动态，可以成为党委领导和上级部门决策的参谋助手。这是控申部门服务职能中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控申部门应该建立信息收集、交流、反馈机制，及时掌握群众信访动态，便于及早采取措施，争取工作上的主动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建立信访信息收集机制。通过定期不定期地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其他机关和部门分流转交、上级交办信件等多种渠道，对倾向性、苗头性、预警性信息和已发生的信访信息进行广泛地收集整理，使有关部门得以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二）建立内部信息互通交流机制。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在信访接待工作中，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要注意及时与其他部门联系，相互通报案件办理情况等有关信息，尤其对可能引发当事人上访的信息应及时通报和掌握，在发生信访案件时能够迅速反应、占据主动。
（三）建立外部信息通报机制。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积极建立信访工作大格局，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控申部门在接待工作中发现有应由其他机关和部门管辖的来信来访问题，应及时向有关机关和部门移交和反馈，防止出现漏管失控。工作中要注意对本部门办案中发现的可能越级上访的信息进行整理，并将可能上访的原因、案件目前的办理情况、主要矛盾和息诉方案等形成书面材料，并及时向党委和信访部门报告情况，使自己掌握的信息能够为其他部门的工作提供有效的帮助。（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